【摘要】中国传统文化根植于被称之为母体文化的村落文化，是凝聚在中国整体文化中并通过农民体现出来最精微的思想基础，是中国整体文化不断汲取营养的最主要精神支柱、思想源泉和基本观念。中国乡村的变迁是中国历史变迁的主体，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进程本质上也是乡村变迁的历程。研究中国历史变革的走向、规律及其特征，只有从乡村社会研究入手，才能真正获得符合中国实际的具有认知价值的认识。展示中国传统文化，最佳方式乃整体修编村志，国家应予以行政，国家方志大体系应对村志包容并蓄，纳为一系。

　　关键词：方志体系  村志  工程  整编

　　● 村落——中华传统文化之源地

　　中国之所以名排世界四大文明古国，5000年积淀的传统文化乃其重要标志。谈中国文化，离不开中国特有的封建文明，而这种文明又具古老的历史渊源和世系传承特性。

　　历经5000年进程后的今天，中国形成了经济高速发展而造就强大的物质文明。与此同步的是现代文化也得以迅猛发展，诸如城市文化、企业文化、社区文化、校园文化等等，各类现代文化又分别衍生出层层的分枝分叶文化。目前中国2000多城市（县城）中，尤以中东部地区，几乎各行业群体都有着自己的独特的文化。这些新兴的文化集合覆盖了城市社会，以至成了城市人现实物质生活以外的主要精神寄托和追求。

　　但倘对这些新兴文化的成因乃至其内涵追溯、剖析可以发现，它们几无例外的都根植于被称之为母体文化的村落文化，无一不在传统村落文化的基础上而后有所发展创新。这是由中国的最大国情——拥有幅员辽阔的广袤农村、近百万村居、数以近10亿计的农民主体所定义的。村落自有村落文化，村落文化既是中华文明的萌芽也是中华文明的中流，以至顽强地接续至今。村落自诞生的那一天起，文化便应运而生，从人类发展史来说，村落文化总是伴随村落的诞生而诞生，伴随村落的消亡而消亡。一个村落史，也就是一部村落文化史，研究村落文化离不开对村落的考察。从宏观的角度，研究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则离不开对中国村落整体的历史的考察。

　　今天，我们所定义的中华民族是由无数个氏族和家族构成，家族上面是氏族，家族下面是家庭。村落则是国家和社会最基本的构成单元，家庭是民族最基础的构成单元。村落，这一由“聚族而居”模式发展起来的极为稳定的社会单元，是中国农村广袤地域上和历史渐变中一种实际存在的、历史最为悠久的时空坐落。

　　从文化传承的角度，如果对中国传统文化作一立体展演，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它与乡土村落有着紧密的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中国传统文化之浩瀚博大，几无例外的都原产民间、乡村，而后才走向城市。而走向城市的传统文化不管怎样变异和创新，其根仍在乡村，其宗迄今不变。

　　19世纪末美国学者明恩溥《中国乡村生活》一书问世，催生了中国本土学者对于中国村落研究的热情，包括梁漱溟、吴文藻、林耀华、费孝通、杨懋春、杨庆堃、许烺光等。比较集中一点的是，都在研究一个具有数千年农耕文明历史的中国传统村落文化，得出“传统村落中最为浓厚的家族观念、宗族观念，使得村落文化具有极为牢固的内在结构与外在形态”这一观点。诸如市场、宗族、宗教等组织以及庇护人与被庇护者、亲戚、地邻之间的非正式相互关系网等，都起到了维系村落成员之间关系的作用。并认为，村落中的一切相关文化，都是在村落生活中的人们所创造的，都是村落文化的一部分。对村落中的任何文化形态展开研究，都是村落文化研究，它包括建筑营造与堪舆规划、生产生活与经济模式、文化教育与道德教化、宗法礼制与村落治理、民族民俗与宗教信仰、民间艺术与手工技能、生存空间与资源环境等等。

　　由于村落文化具有聚族群体性、血缘延续性的特质，并承载了中国久远悠长的文明历史，因而极具民族文化的本源性和传承性。村落成员的生产生活以及与之相关的有形或无形的文化形态，从表面化一般形式的呈现，到隐性化深层次的内在文化结构与内涵，都代表着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传统，体现着“社会人”由单一个体到家庭家族，进而到氏族，最后归属于民族范畴，再直接引申到“国家”概念的文化层面的全部涵义。可以这样说，村落文化是凝聚在中国整体文化中并通过农民体现出来最精微的思想基础，是中国整体文化不断汲取营养的最主要精神支柱、思想源泉和基本观念。纵览几千年，中国乡村社会的变迁始终是历史变迁的主体，这不仅因为在区位结构中乡村占绝对的多数，而且因为乡村生活模式和乡村文化传统更深层次的代表了中国历史传统。即使对于整个近代而言，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进程本质上也是乡村社会变迁的过程。考中国历史变革的走向、规律及其特征，如果不从乡村社会研究入手，就很难真正获得符合中国实际的具有认知价值的认识。

　　2014年2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会上说：“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这就明示我们，要对自己国家民族历史、民族文化、民族本性有深刻本质的认识，就应重视对它的整体考察研究，并给予一种庞大的载体对其作以弘大的展演。从中国文化大发展的走向，最好的方法就是整合修编村志。

　　当前文化发展鼎盛期，注重编纂省、市、县三级地方志书的同时，力主整编中国地方志中最小单位的村志，以村志为载体，举力弘扬中华母体文化的精髓，藉以凝聚近10亿乡民合力，进而渗透、感教数亿城市人这个庞大群体；同时通过对乡土地情的深入调查研究，找出城乡文化差异产生和变迁的自然、背景及其规律，为文化强村、强县、强市乃至强省、强国提供基础资料支撑，意义就显得十分重要而深远。

　　● 村志工程纳入政府职能的思考

　　涉越中国村落的沿革，村志编修古之有焉。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郎遂编撰安徽池州《杏花村志》，“清人为村立志，颇为稀奇，是修村志之起端”。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汪叟编撰上海闵行《紫堤村志》。道光末年侯云若续修《紫堤村志》之后，沈心卿以汪叟是否编纂《紫堤村志》为原本，参阅侯云若续修《紫堤村志》时采集的资料，增修《紫堤村志》成稿于咸丰六年（1856年）。30多年后，张启楠抄录《紫堤村志》，于民国8年（1919年）刻印《紫堤村志》，流传于世。《紫堤村志》自康熙至民国8年（1919年）的202年间，历创修、续修、增修，使其志体不断完善，内容渐实，成为上海地区村志的佼佼者。

　　当代，自20世纪80年代初全国性修志事业兴起，截至2015年10月底，全国首轮及二轮共编纂出版省、市、县三级志书8000多部,行业志、部门志、军事志、武警志、专题志、乡镇村志等20000余部,地方综合年鉴17000多部,专业年鉴7000多部。

　　然而如此宏大的方志事业，村志编修却不入新方志的规划，其编修处于自为状态。编修地方志向为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但流传下来大量的是省、府、州、县志书，作为县以下的村志则鲜见。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报告，现存1949年前编修的地方志共有8200多种，其中乡、镇、村、里志仅160多种，为总量的1.9%，且集中于当时经济富足的江南（江苏、浙江）地区，表明了村志在中国方志中的明显缺失。

当今中国，新编方志虽渐成大系，以省、市、县三级志书为主体的方志已铸就国家方志之龙躯，然尚不健全，上缺“国家方志”这个龙头，下缺“村志”这个龙尾。早在2003年，黑龙江方志学者梁滨久先生就曾提出编纂“中国国家志”的设想，而其时当代村志的编修刚处在萌芽状态。完整的方志体系，中国方志应对村志包容并蓄，留有一席之位，盖修编村志乃保存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社会基础资料的最佳载体。

就全国而言，村志编纂一旦全面铺开，必将留下体量硕大、卷帙浩繁的文化遗产，保存大量珍贵、翔实的中国社会最基层的历史资料，具有无可替代的文献价值。蔚为大观的村志是规模最大的地域文化集群，所载事物，上可至起源，下可至成志之日，来龙去脉，悉数记载。大量的关于气象、自然灾害、矿藏、物产、水利等方面的珍贵资料，可录于志，优劣兼记，真实客观。发掘、保存历史遗存是村志存史、服务现实的重要切入点，通过对本地域人文历史的记述，展示本地人杰地灵的物质面貌和精神风貌，是村志奉行不悖的宗旨。不只于此，村落文化中的活态文化，即村落中所保留的民族文化精神，也应被重视起来。这种民族文化中精神性的部分，包括作为中国传统社会制度文化的“村礼”“族礼”“家礼”，文化教育与道德教化及其关系，文化传承与文化传播（含宗教文化的传播），民俗与原住民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婚丧、喜庆、信仰，以及与之相关的生产活动之间精神与物质的互为影响关系等等，都是村落文化中活态文化的部分。它们关乎村落中的人如何生活以及文化如何被创造并传承，始终随时代的变迁而演进，尤值得录载于史。

尽管村志处在方志体系的低下层面，但其资政的功能却不容忽视。今日组织编纂村志，实际上等于对中国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了一次深刻、系统的调查研究和大量的个案分析。实践证明，凡编出村志的村民和村干部已经从中找到了正确的答案。通过村志悟出了发展乃第一要务，为民是执政根本。只有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才能共襄善举、大业功成、鉴古通今、继往开来，从而总结经验、记取教训、扬长避短、奋发图强。

　　村志既然是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当不可低估它对社会发展、人类前进的警示、借鉴作用。村志的集合是最全面、最系统的国情、地情调查，编修村志最大的宗旨是使人全面了解农耕文明的历史，是研究当今人们赖以生存的生态资源面临什么问题的最好方式。横向看，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最大弊端就在于为了取得和维持所谓的文明,人类付出的代价过于巨大,以致现代世界已十分迫切地感受到保护地球、保护生态、保护资源为刻不容缓的当务之要。

而从当今社会多元发展的大视野角度，村志修编更重要的战略意义在于，旨在促进农村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中国的乡村实现经济总体的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实现中国乡村多元、自主、平衡、可持续的发展，增进中国农民的人文交流与文明互鉴，让农民相逢相知、互信互敬，共享和谐、安宁、富裕的生活。当今中国农村经济的勃起由东而源、东部率先发展起来，内陆及中西部尚显落后，不可否认的是已有了经济上的贫富差距，也有了文化发展的差异。今天，“一带一路”的战略思想正在推动社会发展再平衡，鼓励向中西部开放，带动中西部开发，推行整体化的包容性发展理念。因而，中国村志的整体修编，应是对国情国力的一次全方位的重大考察。

　　得益于盛世修志，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随着时代的推进，未被列入新方志规划的村志正在中华大地悄然兴起。近些年，各省在普修省、市、县三级志书的同时，一些地方自发编纂村志。1991年6月，浙江省江山市《白沙村志》出版发行，号曰新中国第一部以村为单位单独出版的村志。浙江省将村志编修、出版纳入浙江乡村社会研究系列丛刊，已有一批村志问世。安徽省着手编纂《名镇名村志》，一些地方先行自发编纂、出版一批村志。在山西省28323个行政村中，目前有500余个村子编纂村志。2011年7月1日《山西省地方志工作条例》正式施行，首次将村志编纂纳入政府工作，标志着山西省政府对修编乡村志给予的鼓励和支持。在山西省省会太原，由于城市规模的扩大，郊区的一些村庄正逐步的被“蚕食”。目前形成“城中村”的共有154个，世世代代生活在村子里的居民，离开老宅子搬迁都市区新家。太原正组织半数以上的村庄编修村志，让村庄这个实实在在的氛围，成为村民记忆中的一部分。2012年，方志学者《国家倡修村志的现实意义》一文被全国各大网站转载，对各地村志的修编起有推波助澜的作用。

　　农民自己动手编纂村志的现实，说明千百年来一直处在社会最低层的农民开始发现自身的价值,产生一系列过去梦中也不可能有的新追求。由于生养村民的村落大多名不见经传，身不在典册，它进不了一直是由文人文化中记录的大背景、大历史，因此村民亟需通过史学来为自己定位,让史籍留下自己的足迹,也需要通过史学总结经验,探索进一步发展的方向。“人有爱乡心而后有爱国心，不能爱乡而谓能爱国者，是谰语也”(《辽阳洲志乡土志》卷前)。村志使农民感到特别亲切，尤有说服力和感染力。爱国先爱村，爱村必读志。村志以其特别生动翔实的资料为村民提供了热爱家乡的生动教材，能够正确而又适度地调动人的恋乡恋村情结，既可教育今人，又可启迪后代，其教化效果透彻深远。

　　但是，由于村志编纂首先未得到政府的官方行政，兼之国家经济的高速发展，城市进程化、城乡一体化的加快，对广大农村尤其对近百万村落是个强大的冲击。有的村落已经在冲击波下消亡，各乡村清代、民国时期的历史人文信息已基本消遁，解放前后的珍贵历史人文信息亦濒于散失，从新中国成立至今60多年来的历史变迁尚未全面、系统的记录和整理。更兼随着对建国前后历史熟稔的老农民相继去世，今后想采撷都很困难。这样，客观上就给村志编纂带来许多不便。因此说，村志编修是一项抢救性、急切的工作，刻不容缓。

　　中国目前有约60多万个行政村、近百万个自然村。据《中国统计摘要2010》的统计数字显示，从2005年至2009年全国每年减少约7000多个村民委员会。这说明，在中国这个曾以农业文明兴盛的广袤大地上，平均每天有20个行政村在消失。如广东清远连州市河背村，一个普通的粤北小山村。如今一年中最热闹的春节，也未能给它带来一丝生机，原本23户人家的村庄，如今搬迁得只剩下两户村民。山西省的一个赵家沟村，由于人口大量外流，且随着老人陆续过世、青少年外出工学，这种典型的黄土高原生态村落，将面临“空巢”的境地，农村的传统和文化生活形态将只能成为记忆中的往事。这些，已经成为中国许多即将消亡的村落的一个普遍现象。

　　鉴于此，由政府对村志的修编还尚处倡导，目前村志的编纂又多属自发行为、各自为编的现状，急切呼唤国家层面的明政指令，就像省、市、县志，应将其纳入政府工作范畴，尽快从由任其自为到行政规导的转型，出台村志修编的整体规划。加大村志修编的宣传舆论导向，营造村志修编的氛围，宣传村志修编的重要意义，发动、号召村民关注、村民支持、村民参与。各级政府制订有关条例、措施、办法，从规划、组织、人力、物力、财政等方面给予明确界定。村志编修业务，由于村志的存世量少，可供借鉴的范本不多，因此，方志学界的专家学者，有义务在媒体上提供一些村志编纂的理论知识和编写方法，从形式到内容作一些大体的规约，以飨编者。

　　● 村志的组织及其编纂

　　村志编纂不同于省、市、县志稳固，首当其冲的是要解决好临时组织问题。没有组织，一盘散沙，无头无序，无从做起。从目前已经编纂出版的村志来看，组织得力编纂起来就顺利，反之则差，有村志能延宕至数年至10多年都没能脱稿，根本原因是没组织好。笔者总结近年参与修编村志的实践，对村志的编写组织得出16字要诀，即：“村委乃先、专家领衔、村民参与、县志把关”。

　　村委乃先。村志修编是村里的大事，村志是一个村最大的文化工程，开天辟地，亘古未有。村委会应担负起村志修编策划、组织、协调、处理等事宜，担负起人力、物力、财力的筹措、安排、实施，担负起编委会及印刷出版工作。应责无旁贷、义无反顾、率先垂范、身体力行。

　　专家领衔。由于方志体例独特，更兼村志在方志体系中又为新体，专业性较强，村民一般多不熟稔，必须有较高专业知识或专业实践经验的人员参与编纂全过程，从调研、策划、篇目拟定、资料收集的指导、编写的指导、总纂等，尤其对村志素有研究的专家更为合适。这样，力保村志的体例、篇目、政治性、史实、语言等都达到或符合志书的质量标准。专家的聘请，一般可从方志学界中物色。

　　村民参与。众手成书乃修志的一个法则，对文档资料匮乏、以口碑资料居多的村志来说尤其如此。要考虑成立村志编纂组，注重培养和选拔一批村志编纂专业人员，除抽调或选聘数名有热情、熟悉村情、文字过硬的编辑人员入组，特别要积极鼓励有志于村志编纂、且有一定文化基础、理论水平的退休干部、老教师和农村老党员参与编写，广为动员村民提供资料、线索及实物，在老一代村民中建立口碑资料的提供群体，确保村志资料收集、编纂工作的顺利开展。

　　县志把关。一般来说，由村志体量较小（小村10万字左右、中村20～30万字、大村30～50万字）的特点，志书成稿后先经村级组织内审（主要把史实关）、县志办组织正式评审（主要把政治关、体例关、文字关）即可。县志办评审规模不宜过大，时间不宜过长，10数人、半天为宜。

至于村志的具体编纂，尽管村志古已有之，但成书量及存世寥寥，且村志作为方志大体系下一种独特志体，有一个渐趋成熟的过程，迄今尚未有方志理论的支撑。近几年，各地已经编纂出来的村志参差不齐，其质量普遍不高，甚至低劣，令人堪忧，不少村志没能达到起码的质量标准。究其原因，盖因国家整个修志界没有一个村志的编纂规范，从事省、市、县三级志书的工作者，也都较少涉猎村志体例。而从事村志编纂的村民，则大多对方志知识不甚了了，更对村志这个方志中独特的志书体例缺乏研究。这样，村志的质量不高也就在所难免。

目前村志质量问题，比较集中的体现在篇目上。修志之道，篇目乃要，村志也不例外。篇目设计的科学合理，修志即成功了一半。篇目乃体例的重要体现，事涉志书的总体设计，之于志书，犹宴席之菜谱、工程之设计蓝图，集中体现着一部志书体例的正确与否，指导着门类下各条目的资料收集与编写，同时兼有检验志书特色特质的功能。对于村志，尤其如此。因此，应对村志篇目的设计予以充分重视，不可掉以轻心。察当今业已面世的村志篇目，一是失之过简，有的村志缺项严重，或缺地理环境，或缺社会生活，或缺人物，甚至有的缺少凡例，或概述或大事记或附录等等。一是失之过繁，有村志篇目特细，包罗万象，事无巨细，万事万物皆收囊中，其篇目排列起来不啻一部县志的篇目。也有村志的体例值得商榷，如浙江《白沙村志》的篇目立异标新，志体设“五环”，第一环天人；第二环产业；第三环政俗；第四环世系；第五环文韵。志不设篇章而设环，据说是受了奥运会五环旗的启发。这种创新的体例究竟如何，有待学界评说。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繁简，已出版的村志多缺“宗系氏族”内容，这本不应该。人，乃社会中最重要、最活跃的元素，读一部村志，首先要让人清楚的是村落人口的渊源，乃至其上下左右的宗族关系。村中已有的家谱固然为其传统载体，但由于成书的家谱多掌握在族长或分支长者手中，受众者少，一般村民很难看到。如纳入村志并普发给村民，则影响及效果极佳。散存于民间的宗族谱牒又称宗谱、家谱、家乘，是家族的民间档案资料，是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也是我国传统的历史文献之一，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于族人可彰显家族声望，弘扬传统美德，凝聚亲族；于国家可弘扬正统观念，规范人际社会关系，巩固统治。作为村志，应责无旁贷的按照志书体例予以编写录载。

　　古村志对于篇目讲究一地志，二民志，三官志，四政志，五事志，六文志，七物志，八杂志。时过境迁，现代村志篇目的设计，无疑应考虑现代社会的特点。笔者以为，现代村志的内容应大抵包括如下版块：一曰地理环境，记录村庄的由来及其沿革、地表地下资源分布、环境气候、村落古遗、人口渊源及宗系氏族等；二曰经济，记载农林牧副渔、特色产业、手工业、工商业的发展变迁情况；三曰政治，记录旧时村落的行政隶属管理、新中国后党、政、工、青、妇、群众团体、民间组织等各项工作；四曰文化，记载有史以来村落物质的非物质的文化遗产及其各种活动展演；五曰社会，包括村庄民居的建设、变迁、道路桥梁、水电气暖、生活设施，民俗风情、生活水平的历史与现状等；（试借鉴学界民俗分类法设置民俗篇目如下）

　　《××村志》第×章  民俗

　　第一节 物质生活

　　　　生产习俗（种植、养殖、采掘、捕猎等物质资料的初级生产活动）

　　　　商贸习俗（匠艺、服务和商贸诸业等加工、交易活动）

　　　　生活习俗（衣、食、住、行等物质消费活动）

　　第二节  社会生活

　　　　社会组织（宗族、村落、区域、帮会等组织活动）

　　　　岁时节日（民间约定俗成的特定时日节庆）

　　　　人生礼俗（诞生、成年、婚姻、丧葬等人生历程方面）

　　　　方言俗语（区域性的地方语言）

　　第三节  精神生活

　　　　游艺习俗（民间曲艺、地方戏、竞技、社火等娱乐活动）

　　　　民间信仰（诸神崇拜、传说、宗教信仰等所代表的民间精神世界）

六曰人物，收录知名的乡贤士绅等。上述6个方面，只是一个粗粗的框架，具体到每个村，应与村落的实际结合起来，充分体现个性，体现特色，斟酌排序的先后，否则就会千篇一律，有互为临摹、雷同之嫌。

当然，篇目不可能一蹴而就、一次定型，而应在资料收集及编写过程中对篇目不断检验、不断的修正，直至定稿。此外，还应包括卷首、卷尾内容的设计。一言以蔽之，村志虽小，却也“五脏俱全”，应有“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

　　村志工作展开时，资料收集、动手撰写两个环节，需依托篇目并将篇目尽可能的细分化。重点是资料的收集，所谓“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资料或资料不全，一切无从谈起。其工作最好在专家的指导、示范下进行。

　　初稿撰写，不能不提及志书的行文。志书也应具可读性，而大量的实践是，三级志书文字严谨则严谨矣，但多失之刻板，生气欠足，很难说其可读性。志书“行文要严谨、朴实、简洁、流畅”，这是最基本的要求。而在志书编纂的现实过程中，过于单纯强调志书语言的严谨、平实，而忽略了其灵活有变、典雅流畅，致使语言枯燥、艰涩、呆板、乏味。我们编史修志的目的，就在于发挥其“存史、资治、教化”功能，在于读志用志。如果编纂出版志书之后没有吸引力,将其束之高阁,便失去了志书的作用。因此，增强志书的可读性，当是目前所有志书行文应为重视的问题。

而村志，由其直接记写民众、承载社会最基础资料的特点所决定，有理由写得更为鲜活、生动。一应不仅记述严谨, 语言更要灵活。可适当运用议论或描述等表现手法，准确用词，言简意赅，使所记内容具体形象。根据记述内容, 灵活多变, 力求真实而又生动地反映历史和现状；二应不仅行文朴实，也要有文采。孔子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只有语言精美、富有文采，文章才能流传久远。清代方志大家章学诚提出方志语言“要简、要严、要核、要雅”，这个雅，指的就是志书的文采；三应形式上力求图文并茂，设计新颖。21世纪被称为读图时代，图文并茂的志书越来越迎合人们的阅读习惯。对于村志来说，图片、照片和表格的运用，都能使村志更直观、形象、生动，不但可以节约文字记述的篇幅，而且可大幅提高村志的可读性；四应适当增加人文元素。注意典型人物和典型事件的记述，增加奇闻轶事的收录；五应注意贴近百姓生活，让村志走入寻常百姓家，关注民生，使普通百姓都想看，看得懂，在内容方面多一些百姓生活情境，多记述一些与民众休戚相关的社会现象。村志对平民生活多关注一些，会使村志显得生活气息更浓，史料更加鲜活，真实感更为强烈。

本文获2016年“湘志杯”全国地方志理论研究征文二等奖